学理性记忆——毕业论文中的辛亥革命

2016-10-22 来源:近现代史研究资讯 阅读:

辛亥革命的爆发,一直引发学生界持续的反思。其中,学理性的反思则不囿于史实考订,具有浓厚的思辩性及带有主观色彩的“条理性”。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4篇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论文即为典型案例。

 

这4篇本科毕业论文分别是:曹弼的《辛亥革命史》、潘道暲的《辛亥革命的史的分析》、郭祖斌的《辛亥革命之背景》、吴之汉的《辛亥革命之研究》。

 

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

 

上述4篇毕业论文,虽然未标榜唯物史观,但在篇章结构都突出社会矛盾的不断深化,在实际论述上,均从社会矛盾分析入手,阐释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

 

曹弼的论文《辛亥革命史》,在充分征引中外50本参考书的基础上,从辛亥革命的内外因素、武昌首义、各省独立及其影响、民清议和与南京临时共和政府的组织、辛亥革命与国际关系5个部分,在总体上提纲挈领地论述1840年至1912年中国社会巨变。曹弼从种族与政治矛盾、中外矛盾引起的民族经济破产、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及与中外反革命势力的斗争,铺述辛亥革命发生、发展。吴之汉的论文《辛亥革命之研究》,第一章“辛亥革命前之一般概况”,从清政与民心、亲贵内阁、秘密会社活动与革命党,反映当时社会矛盾。

 

潘道暲的《辛亥革命的史的分析》,显系全盘接受郭沫若的史观,并以此立论。这体现在其第二章“新的现实”的两小节“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双重枷锁锁住了古国”之中。他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向中国的进攻,中国的人民是会循着自己的道路前进的。虽然生产力因受着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统治的束缚,发展得很迟缓,但如果当生产力发展到足以改变社会性质时,中国人民会无情的丢开自己的王朝,走上新的道路。”西方新起文化的突入,“一方面,它从母胎中摧残了中国自己资本主义的胚胎,一方面,它又使中国人民的道路,转了一个方向。”“随着帝国主义对华投资建筑铁路与开办各处企业的结果,中国的官僚、地主、商人,也被刺激起投资于工业。于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就有了初步的发展。”但遭到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的打压,“在这样的现实下,一面帝国主义者不断的加紧侵略中国,一面满清政府完全做了帝国主义者工具,摧残革命者,剥削压榨民众。中国人民加上双重枷锁。”到辛亥革命前,“无论是农人、工人、会党、军队、新官僚、资产阶级、华侨资产阶级,统统觉醒了。这就演成了中国第一次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

 

郭祖斌论文《辛亥革命之背景》,强调经济对社会发展的终极作用:

 

辛亥革命的背景是由帝国主义的压迫、满清政府的腐败和新兴势力的崛起所交织成的,而直接促成三者的发生,实受经济热的操纵,所以拿经济背景来解释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应该是毫无问题的。西洋受产业革命的影响,产生了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原始动机,是掠夺经济,掠夺经济的结果是促起中国中古式的农村经济之分解,由农村的破产,中国小商人和知识分子,都从小康的境遇沦为一无所有者,而且影响民族资本的发展,使中国一部分转入新的生产方式的大地主大商人官僚也感到帝国主义的致命威胁,遂与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利害相同的关系,联合成一个强大无比的革命集团。

 

次之,满清政府在不断的资本主义侵略战争中,不仅丧失了许多领土,开辟了许多商埠,出卖了许多特权,并且还借了巨量的外债,为了偿付这些巨量的外债与赔款,只有加重人民的剥削,这一剥削的结果,至少是等于帝国主义所加诸人民的痛苦,可是满清政府是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为了誓死维护其在封建社会里所享受一切经济上的特权,必然汇合由满清政府手中而能分到脏物的腐败官僚、大地主、买办,藉帝国主义作靠背,而组成其反革命的集团。

 

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直到二十世纪的初期还是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封建贵族为了支持其统治的机构与供给贵族官僚的奢侈猥琐,依然加紧其超经济剥削,由此而造成官吏贪污,政治的腐败,财政的困难,加上变法维新失败的插曲,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何况又加上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促起旧社会分解呢?于是广大的可怜人民群众在忍无可忍的现状下受了求生本能的驱策,所有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华侨、会党、知识分子密切结合,大声疾呼,来解脱他们中古式野蛮枷锁和西洋文明的灾难了。在广大群众队伍里,果然发挥了无与比伦的威力,造成了一个承先启后的革命运动,除推翻了封建贵族超经济剥削的制度外,并转向经济剥削的帝国主义者作总清算,使中国出现与封建社会相反的三民主义社会。

 

这4篇论文都具有一个共同点,都承认历史发展的合力说,强调辛亥革命是由革命派、立宪派共同推动。郭祖斌指出,在革命势力日炽之时,满清政府“反在进行其伪立宪的勾当,限制选举资格,失去了许多人心,竞选失败者,自当另谋出路,敢于说话之议员受政府惩处者,又何以而非逼上梁山之作风,改革官制后,人事分脏不均,引起热心立宪汉人的不满”,“失意官僚的通病总是由愤而恨,亟思另起炉灶,以图报复为快,何况汉人失意的官僚,又夹杂种族的,而革命的旗帜鲜明,正合其投机取巧随风转舵的心理呢!由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优越对社会所发生的作用之大,范围之广,对于革命之发展,奏了许多难以估计的功效。”

 

相同的史观之下各有侧重

 

相同的史观之下,各篇学位论文重点有别。如曹弼论文在“辛亥革命与国际关系”方面用力较深,细述辛亥革命发生以后的列强态度、善后大借款、各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诸方面。吴之汉论文有相当篇幅谴责辛亥革命时革命军的种种弊端:(1)残杀满人。“辛亥革命,其杀戮旗人与抢劫最惨之处,则一为陕西。省会有满城,妇孺麇集,新军与旗兵战一夜,死二千余人。而革命军之起,初无首领约束军队,焚烧虏掠数日。省垣富户世商殆尽。二为山西。其省垣太原有皇城,为旗兵驻所。常恃势凌人。汉民久妒恨之。至是变兵攻入,惨加杀戮焉。三为南京。南京于民军入城后,火药库炸毁,疑为旗人所为。相率劫其财物,火其住宅,并杀其人。次为福建浙江。旗人亦多有死伤。”(2)军人骄纵“革命起时奇怪现象不一而足。焦达峰为湖南都督后,日委署十数人。凡城内庙宇公廨旅邸皆悬旗招兵。流氓乞丐车轿担役均入伍。无军械,戎装,胸前拖长带,高髻绒球,谓是汉官威仪。胡汉民为广东督都,募人入党。云亡清捐官赀千百,今与国民约,以赀五元入党,即箸籍县官。上海则陈其美用手枪威吓即取得都督。安徽则有王天培用武力夺取印信。扬州初未独立,孙天生竟假借名义,乘火打劫。孙文尚未回国,彭程万竟假造委状,得任都督。此外若宣布自保,张鸣歧竟撤下龙旗,取消独立,孙宝琦又出尔反尔。其令人发噱之事,实较法国革命犹多也。”(3)军人互不相属。苏浙军队攻下南京后,自视甚高,不愿隶属黄兴。党人甚至自相斫杀。“广东党争非常激烈,党人自召土匪,编为民军,毫无法幻,纠纷为各省之冠。四川亦内讧甚久,自相残杀。”(4)“政客之倚势苟且无定见”,党人革命精神弱。“时袁世凯仍为清重臣,乃一闻有造成共和之意,便不惜修改自己已定之组织法。因袁世凯主张共和,便缓举大总统,并议决于临时组织大纲中,追加一条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

 

潘道暲《辛亥革命的史的分析》一文,强调辛亥革命的客观局限性。他说,“革命者主观上所犯的错误,是不能辞其咎的。”但是,正如“我们不能苛责以前的农民战争时的领袖一样。因为他们也是受着历史条件所限制的。客观的条件正决定了他们主观上的错误。”

 

什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呢?首先是当时中国的处境已不是十八世纪的英法,也不是十九的德国了……中国原来的资本主义胚胎在母胎中就被杀害了,而后起的资产阶级又起来得太迟,已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了。帝国主义要求输出资本,要求以武力统治整个殖民地,好不能再让另一个资本主义兴起了,而她的经济力量又占着绝对的优势。第二,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资产阶级必然发展得太薄弱,太幼稚。不可能与帝国主义竞争。太薄弱,太幼稚,先天就带着软骨病,是不可能完成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并且,中国的资产阶级,大多数都是从地主官僚商人变成的。一只脚跨在资本主义里,另一只脚又跨在封建社会里,这样就使他带有极大的妥协性,只要对他们稍合适一点,他们就可以转过头来了。第三,正由于他们的软弱,他们的封建性,他们的先天不足,为了生存,不得不尽量压榨工农,这样在本质上他们是怕人民,不信任他们的,不希望人民真的翻过身来,因此虽在口头上唱着民主,但在实质上,却并不真的替人民说话,替人民服务,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而人民倘没有发动组织起来,革命是不会有保障的,民主是不能实现的。

 

郭祖斌《辛亥革命之背景》,通过详述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重点论述新兴势力中知识分子之崛起与作用。他指出,“社会进步到旧制度不足代表社会之新阶段时,乃产生新思想,发生新势力大搏斗。”从而出现以孙中山为领导的、由华侨、会党和智识份子组成的革命联盟,其中,“尤以智识份子的关系至深且巨,如何能赢得智识份子集中于革命旗帜之下,实以立宪党与革命党论战的胜负为关键。”士大夫阶层原本是满清统治的社会基础,“怎奈满清政府日趋腐败,至不能代表相依为命之士大夫阶层利益,逼得他们也非参加革命不可,于是革命阵容巩固充实而满清政府变成了独夫,因之满清的统治权,到了无法挽回的颓势。”

 

辛亥革命对各位作者而言,“在推翻封建势力,扫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大道,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方面,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了。所谓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一块空招牌,所制定的临时约法也只是白纸黑字的空文。”“整个中国人民且由于北洋军阀的出场,依然并进一步在帝国主义的奴役下,封建势力的榨取下,度着黑暗凄惨的生活。”究其失败的根源,潘道暲指出,“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能真正的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在这一点上,它还是比不上太平天国。”

 

正因为辛亥革命是单纯凭藉军事力量的军事投机,所以组织群众发动领导群众到革命中来的任务没有做到。新理想仅存在少数知识分子头脑里面。这样,革命是没有基础的,没有保障的。袁世凯等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取得政权,正由于此。

 

群众没有起来,本质上依旧是封建社会的中华民国并没起根本的变化。皇帝虽说是赶走了,满清统治虽说是结束了,然而,封建势力却原封未动,辛亥革命表面上是成功了,然而反革命的力量仍未受到致命打击。而成为当时革命的助手的又是些投机的政客官僚,另一些又是些空想的民主思想家。革命一成功,就以为什么都弄好了,就赶快和反革命妥协,好赶快结束战事,好做官吏。中国的封建势力其恶毒就在这里。他一面专事摧毁革命势力而一面又往往变成革命的面目,到革命队伍里来破坏瓦解革命。

 

各篇论文从不同方面高度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潘道暲指出,辛亥革命“在历史上自有不可磨灭的光辉”。第一,它第一次在中国推翻了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专制皇帝政治,给亚洲带来了新的曙光,“人民走了新路线”。“此后,不管野心家们,不管独夫匹贼们如何的想夺窃政权,想独裁,但世世代代做皇帝究竟是不可能的了。”民主的种子“已撒下去了,人民再不是易受欺骗的人民了。”第二,在历史进程上,在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中,首先推翻了满清在中国建立的牢狱。“因为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正是被帝国主义利用的最有力的工具。”郭祖斌强调,“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转变,是中国由封建主义到民主主义之新的历史的转换,它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民主主义,而且使中国向民主主义的国家之坦途迈进。”吴之汉指出,革命派在发动起义之初曾留下的“足令吾人钦佩”的革命精神:第一,武昌革命,都督府成立,下令废去恶税、蠲免丁漕,裁撤海关外所有关局,裁撤统捐局卡。第二,低俸金与服务精神。第三,民治。

 

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的论文,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与评价,无异于左派史学家的学理性记忆。诸学生对左派史学家学理的认同,也意味着对营建这一认识的中共史学家本身的某种程度的认同。其中,吴之汉用自己的人生选择,代表了学理评判,用行动追随他在论文中阐释的“革命精神”,毕业后加入共产党,终为自己理想而牺牲生命。

 

其实,这4篇论文所内蕴的历史观,并非其所独有,而是当时学生界的普遍认识。论文作者都出生于武昌首义之后,其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更多的理应来自于学校教育。左派史观占据校园,当然与学校教育的“失守”直接关联。学生界自民元以来即开始参加“双十节”庆典、“总理纪念”等各类政治活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身处三民主义教育、“党化教育”规程与“总理纪念周”等仪式化的教化下,但三民主义教育却名存实亡。有论者指出:“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的学校,自幼稚园以至大学表面上似乎都是在施行三民主义的教育了。然而所谓三民主义的教育者,除了每星期拿一二小时的党义作应时点缀之外,其他的学程都是漠不相关。所以在读党义的时候,固然读的是三民主义,但是到了研究经济社会科学的时候,则不防信奉李嘉图,李士德,马克思,巴枯宁的学说了,好像科学是科学,哲学是哲学,三民主义是三民主义,彼此不相来往,彼此没有关系。像这样的三民主义,结果无异于宗教教育,不但无补于革命,反为革命前途的暗礁。”各校周一早举行的全校总理纪念周多流于形式,成为总结前周工作、布置本周工作的校务会议。江苏某中学学生向《人言杂志》反映,该校“有几个学生年龄多在二十左右。对于苏俄有着热情的‘向往之心’。”他们“笔上口上常常是谈着革命”,相反不愿参加纪念周。

 

有人深刻反思,指出正是研究的匮乏,才导致三民主义失守大学课堂:“我知道今日大学中三民主义这一科,若干教授讲得不知所云,学生为学分为应卯而上课,甚至溜之大吉。我希望今后各学校对此科应慎聘教师,必须对三民主义深有研究,对学术有研究有根底,否则宁可不要。教学上面应该旁征博引,把各种学说各种主义来比较,作客观的研究,不应尽作主观的注入的,教调式的讲授。如果再不改变,将连形式都不能存在了。至其他国文,史,地甚至自然科学内都可以参入三民主义有关的教材,但第一不要牵强,第二要切实,第三要有丰富的内容。论到训育方面,作者感慨殊多,在北伐时代,各级学校对三民主义的研究,信仰已很热烈,到北伐完成后一二年为最高潮时期,此后反尔渐低落。推其原因,一是人的问题,一是方法的问题。”

 

有人指出导致“教材中绝没有三民主义的理论”这一现象之原因,在于两种体系左右着学校教育,“留美学生高谈资本主义,留俄学生高谈社会主义。”——“现在中国各学校的哲学及社会科学的课程,并无一定的体系。有的教授哲学是资本主义的,而教授社会科学却是社会主义的;同是社会科学,有的教授社会学是资本主义的,而教授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的;甚至同是经济学的课程,甲教授讲亚当斯密士的原富,乙教授讲卡尔·马克斯的资本论。”这种学术界的紊乱现象,致使党化教育、党义教育均无从实现。现行教育中,“除了一部分中小学课本关于历史,公民方面采入了三民主义的精神外,其他的课本都仍然是‘没价值没意义’的。尤其是专科以上的学校,除了有党义一门课程外,党化教育可以说根本谈不上。”

 

与此同时,唯物史观却在整个学术界日益处于上风。1931年底至1933年4月,《读书杂志》从第1卷第4、5期起,连续刊载4辑“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刊,除编者王礼锡、陆晶清的序、跋及作者与读者通信外,共有中外学者论文约50篇。思想理论界以《读书杂志》为主要论坛,掀起了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高潮,由此确立辩证唯物论在思想理论界的领导地位。王礼锡在《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神州国光社1932 年)中指出:论战“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都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此话虽有些言过其实,但学者们大都确实以唯物论、或自以为以唯物论、或以自己理解的唯物论为武器参加论战。孙倬章自称“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却也要明示“完全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中国经济的分析》,《中国社会史论战》第1辑),表明自己并未落伍。郭沫若的早期自传《反正前后》1929年由上海光华书局印行,1943年重庆作家书屋重刊,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辛亥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

 

上面所论4篇论文的选题初衷或缘起已实难探知,但其史观之所以与左派史家相同,则源于大学教育的多元价值观。郭祖斌的指导教师梁园东系中共党员,另三位导师均具有学者的独立与包融的品格,这样的氛围促使学生可能对辛亥革命予以批判性的思考。

 

其他声音

 

当时,一些学生也对三民主义等辛亥革命的遗产予以诠释,或强调以三民主义的精髓统摄学术,或透析中山思想的哲学底蕴。复旦大学刘洁川在商学会编行《商学期刊》著文,提出三民主义的经济学。浙江省立英士大学医学系学生张荣锦,在《中山先生底学术思想》一文中,指出“生”是中山哲学思想的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一直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辛亥革命的传人,然而,由于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全面崩溃,学生界的生存状态极度恶劣。即使是培养党国法政人才的政治大学,因“通货不断地急激贬值”,学生“每餐依然几根青菜,充饥不够,谈营养简直是讽刺。”到1940年代中后期,学生群体、特别是大学生们普遍深陷穷困与饥饿、生活单调、失业的危局,对现实不满而彷徨,对国民政府丧失信心,以至于普遍离弃国民政府所宣传的三民主义教育。1948年《时事评论》刊登《大学生的苦闷》一文,概略时状:

 

在任何学校,各皆拥有相当可观的力量,比较起来,仍以“左派”的潜势较大,似乎学校的安定,甚而社会的安定,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不过,我们应该明了的,即无论“左派人士”也好,“右派人士”也好,以及“社会贤达”也好,他们的思想,真正能构成一种完整的系统的,实在没有几个,所谓“什么主义”,“什么信仰”,口里尽管叫得响,其实,皮毛而已。

 

……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巨流,即“社会贤达”所汇成的中间路线,他们拥有的分子最多,在各校都占着最大多数,不过,力量是分散的,潜伏的,并无具体的组织产生,这,并不是说他们缺乏组织的能力,实因眼前的种种限制,使其左右为难……但在变乱的今天,浑浑噩噩,真相莫辨,叫人抉择一条出路,委实够费考虑,不过,仔细的观察一下,他们的思路,仍在不断的蜕变中,因为现实的刺激,苦闷压力,英雄思想的引诱,逼使他们不能长久的超然下去,有的断然以行动参加“左”的行列,有的或在言语上,表现“左”的论调,老实说一句,向“右”看的人,除有比较特殊的原因而外,少得很多,不特此也,即原来自认为“右”的人,似乎态度也模棱起来,使人难下断语……其实,是现实所促成的必然现象。

 

“主义”不解生活之忧。此时,大学生们热衷于“都是反映现实的文章,最适合青年人的胃口”的《观察》《展望》《新闻天地》等杂志。“同学们总要想法读几篇的,似乎越是‘批评’‘骂人’的文章,他们越感兴趣;越是‘秘密’‘幕后’新闻,越受他们欢迎。”

 

学理性的历史记忆不仅是对史实的留存,还包括对史实叙事框架、史实发生原因的接纳。换言之,学理性历史记忆的本质,是在一定史观基础上对历史的再阐释。在接受左派史观基础上,武汉大学4篇有关辛亥革命的毕业论文,将辛亥革命视为中国民主革命链条上承上启下的转折点,明示更加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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